师大新闻网讯 5月30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在第10版“新华走笔”专版,刊发题为“一位当代学者与他的‘史记学’”的报道文章,新华社客户端、新华网同步转载报道。文章讲述了我校文学院张新科教授数十载治学为师,以孔子为师者榜样,以司马迁为学者典范,在“史记学”领域做开创性研究、在教书育人中传递爱与尊重,以生动的笔触描摹出了张新科教授的学者风范和师者情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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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如下:
一位当代学者与他的“史记学”
采访中,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新科常常提到两个中华文化的巨人,一是孔子,一是司马迁。在他眼中,孔子乃师者的榜样——循循善诱,因材施教,授六艺之技而育天下之才;司马迁是学者的典范——幽于缧绁而发愤著书,以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

工作中的张新科。受访者供图
张新科将孔子与司马迁视为高山仰止的偶像,他们深深影响了他的研究和教学。
做开创性研究
“环境的相互冲突愈众多,愈艰巨,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,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。”在构思此文时,我们觉得以张新科曾引用的这句源自黑格尔《美学》中的论断,来解码他的学术人生,再合适不过。
由此,在诸多采访素材中,我们聚焦于张新科人生中三个“环境艰巨”而“冲突众多”的特写场景,从中得以看见他的纯粹与坚毅。
第一个场景:睡在教室里的中学生张新科。
1959年,张新科生于陕西眉县,那是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。上中学时,他要走六七里地去上学。因为农村学校住宿条件有限,他和一帮同学只能夜宿教室,睡在麦草做成的临时床铺上。
张新科说,这些艰苦的求学经历,磨炼了他的意志,也让他能够在研究《史记》的“冷板凳”上,一坐就是40余载。

1985年5月,正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张新科赴上海访学,拍于上海鲁迅公园。受访者供图
第二个场景:在“陋室”中埋头研究的青年教师张新科。
张新科的《史记》研究之路始于1988年,当时刚从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并留校任教的张新科,一家三口挤住在仅有18平方米的“筒子楼”单间里。正是在这样局促的“陋室”中,张新科开始撰写生平第一部学术著作——《史记研究史略》。
三伏天的“筒子楼”里,热得受不了时,张新科就用凉水冲脸。因为没有暖气,冬季得点煤炉取暖。《史记》内容庞杂,学中文的他常常通宵读书、补课。张新科说这些都算不上挑战,更大的困难是如何在瀚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找到心仪的材料。
作为“二十四史”之首,在绵延2000多年的增补传承中,《史记》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可谓“汗牛充栋”,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,对这部鸿篇巨制研究史的整理、总结,还鲜有人去做。
“当时没有电脑,没有现代化的影印设备,只能靠手抄。”授课之余,张新科一头扎进图书馆。由于2000多年的《史记》研究资料既多且杂,又极其分散,他只能一页一页地找,一字一字地抄。仅抄写工作就持续了一年多时间。
1990年,张新科与浙江师范大学教师俞樟华合作,以第一作者身份出版了《史记研究史略》一书。《史记》研究专家韩兆琦在出版序言中称“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,填补了‘史记学’的一项学术空白”。

张新科正在给学生授课。受访者供图
第三个场景:带病“冲刺”的《史记》研究“大家”张新科。
走进张新科位于陕西师范大学的工作室,已汇编完成的“中外《史记》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”,堪称“煌煌巨作”。这项由张新科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,研究历经10年,总字数超过1300万,而课题的结项冲刺,正是在张新科身患重病时进行的。
2019年,张新科突感身体不适,经检查后被确诊为食管癌,前后做了两次手术,历经6次化疗和28次放疗。治疗后,张新科体重骤降。学生刘彦青等人回忆,当时的张老师“已经完全脱了相”。
生性乐观的张新科坚信自己能战胜疾病。治疗期间,学生刘彦青背着打包好的衣物,坚持住在病房陪床,最终却被张新科赶回了学校,因为在他看来,把研究做好很重要。

张新科的部分著作。孙正好摄
上述三个场景见证了张新科的成长之路:近50万字的《史记·秦本纪》汇校、汇注、汇评;《史记学概论》被《史记》研究专家张大可称赞奠定了“史记学”的理论基础;《〈史记〉与中国文学》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;培养了30余位博士、100余位硕士,很多都在研究《史记》的第一线;主编了“海外司马迁与《史记》研究”丛书;编写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系列图书《全注全译本史记》;著作《〈史记〉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》荣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(人文社会科学)一等奖,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,即将译为英文出版……张新科与国内学者一道,让《史记》研究重心逐渐从海外回到中国,也让国内《史记》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。

张新科与学生在一起。受访者供图
传递爱与尊重
或许是因为曾经生过一场大病,采访中,张新科积极奋发的“生命观”深深打动了我们。对于做学术研究,他坚持学无止境,追求生命有为,并甘于奉献;对于学生,他引用墨子“兼爱”、孔子“仁者爱人”等思想,强调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,要尊重他人的生命”。
今年研三的“00后”学生何京鸿,至今记得导师张新科做的一件小事。
“我的毕业论文方向是‘唐传奇对《史记》的接受研究’。第二遍修改完毕后,我发给张老师请他指正。”何京鸿说,“后来我才得知,当天老师正在做病情复查。他就坐在医院里,通过手机查看论文,写下了批注和修改意见,并在返校后第一天,找我见面探讨。”
“论文发过来,我要第一时间看,如果我迟迟不回复,学生就会惴惴不安。更重要的是,我早点看完,学生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提升研究的质量。”张新科说,“教师是一份传递爱的工作,要善于换位思考,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,让他们感受到尊重。”
“谆谆如父语,殷殷似友亲。”学生们这样形容张新科。
学生米国春是张新科2021年招收的唯一一位硕士研究生。因为被屈原高尚的人格所吸引,他的研究旨趣更倾向《楚辞》。张新科得知后,不仅没有强扭他的研究方向,反而给米国春开“小灶”,专门讲《楚辞》。
“学生只有对研究感兴趣,才能真正持之以恒地做下去,我不能把学生硬拉到我的研究偏好上来。”因为受到尊重,学生们更愿意把张新科当作朋友甚至亲人。在张新科宽厚包容的师风影响下,他的学生除了研究“史记学”外,还广涉诗歌、辞赋、小说等领域,形成了多领域、跨学科的研究态势。
“有志之士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以国家利益为重。”这是张新科更高的生命价值观,也是他对研究团队的更高要求。
“志士仁人或立德,或立功,或立言,以其高风亮节、赫赫功业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之歌。”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《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》一书中,张新科以孔子、司马迁、文天祥等杰出人物为载体,立足现实,呼唤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。
“譬如为山,未成一篑,止,吾止也;譬如平地,虽覆一篑,进,吾往也。”张新科常用《论语》中这句话自勉,以“为山”二字作为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如今虽已66岁,但他仍坚守在学术一线,为的是“进一步挖掘《史记》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关的价值理念,服务当代中国实际”,这也正是他的毕生所求:在有限的生命中,追求生命的最大价值,让生命闪光,不留遗憾。